第三就是开始征收市税。税率以商品类型，分别征收不等的税率。拟税权在市舶司，需要召开听证会后才能交朝会通过。在这个流程开始以前，统一按照3%的税率征收。

说道这里，在唐代并没有发票。除了有文书契约可循的商品买卖，小商品买卖如何征税呢？如果没有一个确实的机制，如何保证能够准确的征收这些税？比如，善水教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占据20%以上人口的组织，勋贵们享有的所谓“开府”权利的，一个国公府与朝廷同级的府邸拥有近似的行政权力。李治自己的皇家的晋煤和水运集团，也是逐渐的变成庞然大物。这些组织，到底算是朝廷，还是算私人企业？如果算朝廷，他们的收入并不归朝廷调度管理；如果算私人，朝廷又根本无法对其征税。

《会社令》便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会社令首先是一部唐代的《公司法》，它规定了大唐民间的个体商户，组织商户以及大型商户的组织形式的法律依据。根据《会社令》前半截的内容，规定大唐的商户分为个体商户，个人独资/家族独资会社。这些组织的代表人对会社负有无限责任，也就是说，会社，商社的欠款，个人有无限的偿还责任，如果会社资不抵债，朝廷会扣押他的个人财产或者家族财产用于抵债。对于股份制，合伙人和有限责任会社，个人财产和会社的财产是分开的，这种会社需要有朝廷认证的财会管理制度，如果出现将会社财产转移为个人财产的情况出现，就会触犯律法。个人财产因此会被扣押抵偿。李治名下的许多大型商业和制造集团，也将正式改组为皇室独资的有限责任会社。在将来，李治会逐步的吸纳其他方面的资金，将他们打造成大唐经济的柱石。

最后，《会社令》下令，已经开府的勋贵，包括高阳公主，各位国公府，一品大员的过往的家府，视同家族无限责任会社，勋贵的特权不允许免税和逃税。与民间的无限责任会社不同，这种会社必须应用财会制度，否则视同谋逆。

应用财会制度，就意味着将这些勋贵的财政状况纳入了李治的眼皮底下。虽然不阻止他们发财，但这样的感觉，让他们深刻的觉得，皇家的大腿和荣耀，不是那么好抱的。以后政治上的行贿，站队之类的，就更加寸步难行。也就是从这个制度开始，勋贵彻底的不得不远离了朝廷的政治中心。勋贵们的影响力，要么转入民间，要么远离政坛。总之，过去飞扬跋扈，特权满身的国公府们，彻底成了烫手的山芋，拔牙的老虎。

想来这样，高阳公主的老公也不会因为争夺门荫和家产，闹得成为历史的笑话了！

善水教和其他宗教组织，被勒令组建为“非营利组织”，也需要应用朝廷统一认证的财会制度。他们具有减税和退税等优惠条件。但组织运营中的富裕资金，将会被充入朝廷的国库中的专项资金。

财会制度则是朝廷以算学科举为基础，以财会科考和国子监财会学的形式，国家统一考试，招生培养，以职业行会形式打造的体系。过去算学科举的官员可以选择留在朝廷公务员体系，或者转到新的财会师体系。他们脱离了朝廷的官吏身份，与朝廷的财会司和服务的会社属于双重雇佣，持证上岗的关系。虽然没有了门荫和官员特权，但他们有高昂的薪水，以及优厚的待遇。当然，如果徇私舞弊，他们将会面临逐出体系，永不录用的惩罚。这样的设定自然是为了财会制度的透明真实了！

不要奇怪，古人还没有那么jian猾。古代读书人和从业人员的节cao，比现在中国的恐怕只高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