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在景炎八年的这个深夜，对他的老师大放厥词之时，他其实并没有指望陆夫子立刻就能转变他的某些观念。因为他知道，在文武两道上，以他的好老师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的潜意识里面，其实就一句话：“武人就是武人。”

但他相信，不论复国之后会怎样，至少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行朝重返大陆，以及不断地扩张，他的“都督府”大计，肯定会由于客观形势的要求，再度被提出来。

孙子不仅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且在《谋攻》中他还写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他的这个“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在强调要让有能力的将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君不应去干预他的军事指挥，这样战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后世的朱元璋如果不放权给徐达等人，他是实现不了北定中原的大业的。

东之所以现在就把他的“大计”端出来，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想让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个准备。

事实上，当陆秀夫走出皇宫之时，他的确并没有被小鬼头的那些东拉西扯、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迷惑。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陆秀夫反对“都督府”之议，既不是针对宋瑞、也非张世杰。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武人权力的扩大。

因为东在军中弄的种种举措，陆夫子并非看不出其中的一些诀窍。仅仅陛下把禁军划为水步两军，并分别设立水军大臣和步军大臣，陆秀夫就认为这里面潜藏了分权的含义。而且有这想法的，还绝对不止他一人。

但在帝国文官系统的许多人看来，军中的分权归军中分权，陛下的所有举措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文官不许插手兵部之事。这本身已经意味着武官在脱离文官的压制，而且在他们的眼里，由于哪个小鬼头的折腾，武人的势力在慢慢坐大。这才是他们真正担忧的事。

陆秀夫有这些想法，是宋代立国的背景，武人过去可憎的面目，以及在帝国皇室刻意的扶持下，充斥于整个社会之中的、士大夫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观念，早已深深地影响到他本人。

也许我们甚至都可以从历史上的?山之战中，他到了生命的最后，在如此紧迫之时，依然拒绝张世杰派来之人救援的表现，猜出点他对武人的不信任。

而最令他不安的是，尽管小鬼头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似乎听起来有道理，但武人越来越脱离文官的掌控，却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是结束，在他的好学生折腾下，帝国还会怎么变，根本无人能预测。

作为朝廷的文官之首，无论如何，陆秀夫都会知道帝国文官系统在私下里、对陛下种种举措的许多非议的。这本身就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假如小鬼头的这个“都督府”再被实施，来自朝廷内部文官系统的非议，恐怕将超过哪个什么“军功授田”，而理由，则一定是彻底背离了帝国的传统。这一点，陆秀夫是肯定能够预见到的。

陆秀夫非常清楚，王安石的变法，使他几乎身败名裂。可他更知道，王荆公的“变”，根本不能和小鬼头的“变”相比。可将来谁对此有责任？作为帝师兼朝廷首席大臣的他，是绝对跑不掉的。

谁预见到了自己有可能身败名裂的未来，都会心中烦躁，更何况他陆秀夫并不是圣人。他是真的对此议的“首创者”宋瑞，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陆秀夫的确此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好学生内心所想。因为东认为，对比后世，之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始终没有建成一个与中央文官政治相称的军事制度，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所有的当国者、在文武两道上，始终把双方的职责分的不够清。正是鉴于此种想法，所以他一上来，就先把这个大原则定了下来。

可制度的惯性、人的固有观念的惰性，导致帝国的文官系统根本还没有领悟东的深意，即使是他们中并不反对陛下举措的人也认为，这都是眼下的权宜之计。

但文天祥和他们就完全不同。当年他的奏疏表明，宋瑞已经觉察到帝国在体制上的弊端。当然，东也并不认为文天祥的分权，是准备将权力交给武人。在他的看法里，这个文人中“异类”，他要求的还是将权力给予所谓的士大夫。

但东的卑鄙就在于，他先把宋瑞放到了武人的位置上，而宋瑞是个想做事的人，那么宋瑞还会放弃必要的做事权力吗？

宋瑞根本就不会反对这个“来自于”他当年给朝廷上的奏章中的提议。而且从复国的角度上说，已经有过“外放”经历的他更知道，朝廷必要的放权是必须的。

此外，他更对朝中的有些人充满不信任，因为他们在帝国危难之时，不仅没有任何的作为，还只会议论、只有掣肘，而这是根本无法实现朝廷复国大业的。

只是他绝没有想到，陛下的胆子比他还大。通过福建之行海上的对话，他早已了解，小鬼头的“都督府”将要掌控的军力，远大于他在那份奏章中所提。当年在帝国丢掉襄阳之后，他建议朝廷在江南设立四个镇以应付危局，但到了陛下哪里，却变成了两个都督府。你仅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未来的这个“都督”，他的权力有多大。

东更因为行朝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军事，所以他的动作就多侧重于兵部，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也给了宋瑞更多的提示。宋瑞的聪明以及他的杰出的大局观，实际上早已使他了解了陛下在文武两方面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