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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首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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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主张知行合一,他说:“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之举,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与“职业革命家”,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没他们不行,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与陈天华一道的“刺客”汪精卫就曾说过: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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