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庸到底没能操办成他的文理学堂，因为九月的时候，朝廷再次颁布上谕预备立宪，称是“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

国内反应平平，因为那帮高居庙堂的老爷们已经晃了他们一次，不过也有人心存希望的，毕竟孝钦皇后已经死了。

谢道庸实在八月下旬收到咨议局邀请函的，告诉他他是江苏咨议局议员候选人之一，那时朝廷还没有下旨立宪，因此他也没太当回事。但紧接着到月底，又一封信过来告诉他中选了，还寄了个聘书和证明文件，印着他的名字，头衔是“江苏省咨议局议会议员”，还十万火急地请他去江宁开会。

他拿着那张文件看了一会，顺手递给蹦着要着看的婉贤：“真是儿戏。”

婉贤一边看一边到：“过程是有些儿戏，但叔父您又不是儿戏的人，您一定可以提好多好多好的议案。”

谢道庸笑了起来，在她头上摸了摸：“你对叔父这么有信心？”

婉贤不高兴地在头上拨了一下：“我又不是小孩子，别动不动就摸我的头了，你们这都是什么习惯。”

她今年才十三岁，还在女学堂里读书，但陶氏已经开始筹划着要为她寻婆家了，婉贤因此与她吵了好几回，却没什么效果，因此她近来对“夫婿”一词深恶痛绝，谁提她就要对谁甩脸色。

谢道庸不知道，张口就来了一句：“是是是，我们阿贤自然不是小孩子，你这个年龄，都该寻夫婿下小定了吧。”

婉贤果然脸色一变。

谢道庸继续道：“不过你大姐还没有出阁，你二姐也没找落，恐怕你母亲暂时还顾不上你。”

婉贤转嗔为喜：“顾不上才好呢，我巴不得母亲一辈子都顾不上我，我就一辈子不必许人家。”

谢道庸又笑了起来：“一边叫着不是小孩子，一边又说孩子气的话，你是个姑娘，怎么能一辈子不许人家。”

婉贤嘟着嘴道：“许人家有什么好的，半点看不出来，那男人是享福了，娶个媳妇儿进来替他伺候老娘，替他生养孩子，还替他管着后院，他呢，整天就吃吃喝喝就行了，哼，我才不做这个冤大头。”

谢道庸瞠目结舌：“你这孩子真是……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

婉贤振振有词道：“学堂里的女先生，她是留洋回来的呢，她就没有许人家，许人家才不好呢，她自己过得也很好。”

谢道庸真是哭笑不得：“你呀你呀，别人说什么你就学什么，你见过几个嫁人的姑娘过这种日子了？阿贤，我当然相信学堂里你的那位女先生自己过得很好，可这是因人而异的，你不要一味地去模仿别人，你要有你自己的主意和看法，并且这些主意须得是有根有据的，而非道听途说。”

婉贤又被他教育了一通，咬着嘴唇不说话，显出一副傻愣愣的样子。谢道庸长篇大论地说完了，又伸手去摸她的头：“不是你自己觉得你长大了你就是长大了的，长大其实和年龄没关系，而是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并且能单独承担后果了，那才是长大的标志。”

婉贤歪着头看他：“您当年独自上京，是长大的标志吗？”

谢道庸想了想：“做决定的时候只是一时意气，等真正在京城站稳了，才是长大的标志呢。”

她听完，歪着头想了一阵，又问：“那您觉得澜姐姐长大了吗？”

谢道庸不回答，笑眯眯地反问她：“你觉得呢？”

婉贤道：“我就觉得大哥一定是长大了的，他自己弄了个纱厂呢！不过这个沙厂没建起来的时候，澜姐姐帮了他不少忙，这个我知道，可是你说深思熟虑并且承担后果的决定，我倒是没见澜姐姐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