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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可怜头角尽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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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丹尼斯医生的喊叫,又看了看嗬嗬而笑的王亚樵,那名外国士兵才悻悻地扔下火钳:“真是倒霉,居然跟个疯子浪费半天时间!放开他,让他滚得远远的,我一分钟都不想见到他!”

周围的几名士兵慌忙解开王亚樵手脚上,粗暴地喝骂道:“快滚!”王亚樵犹自不觉,手里依然把玩着那根暗红的铁棒,嗬嗬大笑不止。那几名士兵上去就是几脚,连推带踢把王亚樵赶出了工部局警务处监狱。

王亚樵不愧是做过合肥革命军司令的人,胆大如拳,心细如发。被赶出监狱之后,依然在门口徘徊良久,直到确信周围没有窥伺之人,才蹒跚地离开。不过他依然不敢直接前往之前预定的藏匿处,而是在上海的弄堂中盘旋了两三日,才试着与杨永泰接头。

等王亚樵再次和杨永泰联系上的时候,孙元起已经离开上海。

为了避免地方官员的打扰,孙元起没有选择乘坐比较舒适的火车沿着京沪线北上,而是取道海路直接前往天津,没想到在轮船上居然意外碰到了前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

话说唐绍仪也算是清末民初官场上的一朵奇葩。

首先,唐绍仪并非出身科举正途,而是清政府第三批公派留美幼童。同治十三年(1874)赴美时,他年仅14岁,在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度过了青春岁月。从小学、中学一直到耶鲁大学,七年留美耳濡目染。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和政治理念都影响深远。

光绪七年(1881),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全部学生被召回国,正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唐绍仪也不例外。奉召回国后,他先是被安排在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因为精通外语,次年他就被李鸿章推荐给前驻天津的德国领事穆麟德担任秘书,一同前往朝鲜帮助设立海关。就在朝鲜,他遇到了命中贵人——袁世凯。

袁世凯对唐绍仪非常赏识,不仅把他留在身边担任随员和翻译,两人还义结金兰。拜了把兄弟。从此唐绍仪便随着袁世凯节节高升,青云直上。尽管出身不正,但自1881年回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三十年里,他从一介品级低微的小吏逐步洊升到侍郎、尚书、巡抚等,升迁颇速,不可谓不奇。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宣统皇帝即位后,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其亲信也多被清洗出局。唐绍仪自然在劫难逃,于1911年1月被迫宣布辞职。退隐天津。直到袁世凯进京组阁,他才重新出山,担任内阁邮传大臣。

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国家有土崩瓦解之势。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清廷一边调集大军稳固北方形势,一边意图通过和谈化解危机,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负责和谈事宜。袁世凯是内阁总理。自然不会亲自出面以身犯险。他一转手把唐绍仪委任为全权代表,将和谈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铁哥们。

唐绍仪和袁世凯是铁哥们不假,但唐绍仪与与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也关系匪浅。他们俩不仅是广东老乡,还是多年好友,都曾留过洋,又都曾在清政府外务部工作过,在世界大势、国内政局上颇多共识。而且唐绍仪年青时留学美国多年。心底里倾向共和制,名义上他是清廷代表,实际上却处处为革命党考虑。所以和谈氛围十分融洽,根本不像是敌对双方剑拔弩张的谈判。反倒像志同道合者在亲密磋商。

很快双方在停战退兵、清帝退位、国家政体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协议,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预定目标。让革命党从中捞足了好处,袁世凯则吃了不少闷亏。好在孙中山曾数次通电,宣称“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明确表示要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才安心让唐绍仪与南方继续和谈。

谁知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突然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赶紧撤销了唐绍仪的全权代表资格,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尽管如此,南北双方在桌面下还有些往来,唐绍仪就留在上海做一些穿针引线的活儿,直到此次北上为止。

这番南北和谈,唐绍仪虽然多多少少忤逆了袁世凯的本意,但对国家民族来说却是功德无量,而且他本人也获益良多。比如他在和议期间和孙中山、黄兴成为好友,他的立场和态度受到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他和孙元起同舟北上,不知是机缘凑巧,还是有意为之。但两人同为耶鲁校友,又都是袁世凯内阁成员,现在坐在一条船上,不可能不相互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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