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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明王朝竟被孙承宗整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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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明王朝竟被孙承宗整垮了?

2017-03-19 作者: 链枣树居士

第8章 大明王朝竟被孙承宗整垮了?

纵观每个干过辽东总督、蓟辽总督岗位的兄弟们,下场都很惨,没有得到好死的,因为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成为朝廷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承担的岗位职责很多,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成为靶子的蓟辽总督,做的事多,就容易出差错,被别人抓住小便根子,锒铛入狱也就在所难免。苦命的差事轮到了孙承宗头上。当时御史左光斗,推荐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熹宗准奏,遂命承宗为兵部尚书,当然也高了把尚方宝剑,发觉明朝的宝剑特别多,发给大臣竟然成为一种惯例了。

孙承宗(1563年—1638年),活了77岁,寿命满长的,保定高阳(今河北)人,胡须张开像戟一样,声音浑厚。粗犷外表下的孙承宗书读得很好,获得全国考试第二名,从翰林院编修干起,而后转拜中允,教导太子。因为做过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教导皇帝太用心,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得到最高领导的信任,成为新的蓟辽督师。孙承宗上书给皇帝朱由校说这几年没怎么练兵,军饷也难以核实,用武将上阵杀敌却用文官指挥,文官的权利太大,对作战极为不利。建议朱由校应该加大武将的权利,并且选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武将,给他假节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任命帐下的偏将。朱由校在孙承宗的建议下,抚恤辽东百姓,精简京师军队,增设永平大帅,修建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等。

孙承宗自请为督师,从国库带走八十万钱,还让蓟、辽等原来的将领监管各处,见机行事时不必受到其他人的限制。孙承宗用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又用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孙承宗上任后,让江应诏制定军事编制,让袁崇焕建造营房,李秉诚训练火器装备,鹿善继、王则古处理军需物资,沈棨、杜应芳维修甲仗,孙元化修筑炮台,宋献、程仑购买军马,万有孚采伐树木,祖大寿辅助金冠守觉华岛,陈谏助赵率教守前屯,鲁之甲拯救难民,杨应乾招募辽人编制成军队,忙得不亦乐乎。

几天转下来之后,孙承宗发现士兵军纪涣散,腐败严重,有大量的不符合条件的人冒领军饷,于是开展机关作风专项整治活动,真刀真枪地干,不走过场,将河南、真定等地不符合条件的士兵全部遣回。越是穷人越能打仗,苗子正,不怕死,因此在穷苦的难民中扩充军队,挑选七千人驻守前屯。积极落实“以辽治辽”基本国策,派杨应乾招募当地辽人部队镇守宁远。同时积极打点关系,开展多边外交,让朝鲜在后金后方骚扰,犒赏东江镇的毛文龙,让他继续在敌后坚持抗战。

朱由校这位皇帝很关心军国大事,虽然孙承宗是自己的老师,那也要防备着,想来想去想到自己儿时的玩伴魏忠贤,他让魏忠贤的东厂爪牙经常去前线慰问军队,然后将边关的事情上报给朝廷。魏忠贤办事不含糊,也不甘心寂寞,派遣自己的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带着数万武器装备来到关门,供给边关军队,又用白金十万,蟒、麒麟、狮子、虎、豹等银币赏赐将士,表面上是慰劳军队,实际上是窥探军情。孙承宗不知道脑袋怎么想的,认为蓟辽是自己地盘,不想让他人掺和,写报告给领导朱由校,说不能让宦官监军。朱由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心想你们这些边关大将,万一拥兵自重怎么办?你这个老头子打得啥算盘,我还不知道吗。?

因为控制与控制工作争斗不休,魏忠贤势力没能渗透到辽东军队中,想收买孙承宗没有成功,那就只能把他当作政治对手了,记恨孙承宗。魏忠贤指使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上书诋毁孙承宗;天启五年(1625年),给事中郭兴治请求朝中大臣讨论孙承宗的去留问题,很多人都弹劾孙承宗说他冒领军饷,而吏部尚书崔景荣支持孙承宗,朱由校于是下诏让孙承宗继续督师辽东,却让孙承宗精兵简将,减少军饷。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修复,关外的守备器械也已建造完毕,孙承宗上书朱由校请求发军饷二十四万,这样就可以大举进攻了,但兵部和工部却横加阻挠,劝谏朱由校不能给钱,孙承宗上书催促无果,孙承宗大军因此没有出征。孙承宗派遣诸将分别驻守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石屯等地,扩张二百里,将尤世禄、李秉诚等将罢免,裁剪军队一万七千人,节省开支六十八万。

同年九月,孙承宗误信降人降将刘伯漒,派鲁之甲、李承先袭取耀州,中计身死,损失四百余人。于是魏忠贤党羽趁机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孙承宗于是强烈请求辞官,十月,朱由校同意孙承宗辞官,让兵部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

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莱、天津屯驻军队,不仅可以严防来自海路的进攻,更是可以随时通过水军袭击后金后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关正兵的进攻。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总体思路还是先守后攻,守,在明朝连丢失地、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为防守中心;攻,等兵马、器械、粮草集结配备完毕,寻找到后金的破绽所在,情况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关大军为正兵,堂堂皇皇杀出关外,吸引后金主力,而登莱大发舟师直奔敌人的后方,攻其必救,动摇其根本。前后夹击、内外开花,后金必败无疑。可以说,登莱、天津与山海关的三方结合,“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表面上平淡无奇,实则为一招毙命的凌厉杀招。

俗话说,打仗打的是金钱、后勤保障等综合国力的竞争,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熊廷弼知道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所以,他为国家省军事开支,制定“三方布置”者,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

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孙承宗却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不分青红皂白,全一古脑赶走了。

孙承宗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自称防线由宁远又推进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可是,对于孙承宗的做法,使得军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而且自八里铺到锦州修“四十七城堡”、“台”数百座,工程浩繁、宏大,耗费庞大。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来支持孙承宗构建这条庞大的关宁防线,天启朝几乎年年追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约800万两。辽东用钱,钱不可能是皇帝老子自己掏出来,当然就从全国各个地方征收钱粮,同时提倡精兵简政,裁汰冗员,官员减少开支待遇等等。减少官员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触犯他们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比触犯他们灵魂还困难,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纷纷将但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李自成这位兄弟光荣下岗了,因为政府要节约开支,他属于冗余人员,分流自己就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李自成再就业的工作就是闹革命,饭都没吃得了,还跟大明王朝混什么呢?因此他选择了与大明王朝背道而驰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孙承宗辽东政策的衍生物、赋予产品。

当然,朝中也有不少有志之士深深为辽东战事忧虑,特别是军费激增担心,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书痛斥孙承宗祸国殃民,他说,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处的十万军队,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四百万,而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协助辽事单位不得不跟着增兵,又得加饷近一百二十万,两项合计足有五百二十万之巨,逼得“百姓敲骨剔髓,典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方有度一针见血地指出辽东问题已成明帝国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矣,成功预言了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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