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有人急匆匆来给溥伟报信，说，“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彼时，溥伟、善耆等人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逃离北京。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的善耆带领全家愤然离京北上。四天后，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安排下，抵达旅顺的日本租借地。此后，善耆担当起复辟大清的急先锋。

日本政府这时对袁世凯政权不满，利用宗社党积极培植反袁势力。早先善耆全力组织“勤王军”时，就开始配合日本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当善耆准备起事时，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运往内蒙古。途中，军火被吴俊升截获，四十七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与此同时，溥伟在青岛卖掉自己珍藏的书画古董珍品，同时积极联络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等，图谋复辟，一度被遗老们视为希望所在。当时，前清署两江总督张勋驻兵兖州，表面赞成共和，实则眷恋清朝，让山东宗社党人颇受鼓舞。

民国二年，济南城内出现大批告示，称现在革命党人虽举大奸臣袁世凯为大总统，创立共和政府，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曾见过的政体，还说袁世凯已有称帝野心，呼吁诛戮叛贼袁世凯，讨伐抱革命思想的朝野官民，复兴大清。告示出现后，驻山东陆军下达紧急命令，宣布戒严。《民立报》自北京特电，谓日前山东济南城出现一伪示，末署张勋、溥伟之名，并盖恭亲王印。昨袁总统询问溥伦，谓确系恭王真印。由此可见，济南的戒严，确与溥伟等宗社党人活动有关。除接受德国方面的庇护外，溥伟还积极寻求日本支持。五月底溥伟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宗方小太郎访问。

宗方说：“王拟于何时举事？”

溥伟答：“愈速愈妙！”

宗方又道：“目前袁世凯之势力不可轻视。若轻易发难举事，将会立刻遭到镇压，以致一败不能复起。请隐忍数年，在此培植势力，待袁失势之时机。”

溥伟恳切的说：“时机不会自来……”

宗方说：“袁世凯并非称帝之人，只是欲以大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权。”

溥伟答：“并非如此。袁世凯是名实俱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手的……”（

第二天，溥伟又托人会见宗方，说，在北京附近有价值二百万两的土地，希望以此为抵押，通过宗方向日本借银，用以在济南、汉口、广东、南京等地设立机关。据称，溥伟相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

民国三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件大事，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所属的同盟国阵营与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属协约国阵营开战，战火迅速波及全世界。战争中日军占领青岛，在日本支持下，溥伟在青岛重建解散的宗社党，在辽东一带招纳土匪，和善耆一起组织“勤王军”。

后来袁世凯称帝，普天之下都在反对，身在旅顺的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计划，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借款一百万日元，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其中不乏与大岭山有关联的山头儿，当初他们也来找过李铭九，但是李铭九见到这几个还留着长辫子的“说客”之后就没有要谈的意思了，在很坑了他们一笔进门钱之后将他们打发走了。或许，善耆到死也不知道大岭山的李铭九跟张大河曾经是北洋新军中人。

却说在刺杀张作霖失败之后，溥伟在青岛受到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信中叙述升允在日本联络上层力量支持复辟活动。见此信，溥伟和善耆加快了复辟步伐，并预谋六月中旬在辽南一带再次举事。不过，善耆屡次做事不成再加上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善耆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不出几个月，日本政府强行插手要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善耆虽然进行了争取但还是已经没有多少资本的他自然没办法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

善耆的宗社党军队以及蒙古骑兵尚未解散，但是已经不远了。张作霖自然要下手对付他们，然而此时的善耆正在为以后的日子犯愁呢，何况他聚集的这帮人也没什么有本事的，想要避过张作霖的搜查几乎不可能。

却说，侯黑秀才怎么就能查到善耆等人的行踪呢？这便是秀才在奉天这几年构建的偌大的关系网所起的作用。善耆之所以在奉天，说白了还是因为这里是爱新觉罗起家的地方，偌大的奉天有数不尽的八旗子弟，如果能够发动他们，那么对付袁世凯就是小菜一碟。因此，善耆在奉天广泛活动，其中就曾经跟侯黑秀才讨论过。当时侯黑秀才在奉天势力不小，影响颇大，善耆知道如果能够把侯黑秀才拉拢过来，那么便能够借助他的力量网罗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