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家惟有杯觞兴，欲把骰盆打少年。
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文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 人君子。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代表了中唐以下士大夫整体的社会倾向，即一 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经济条件改善，着意追求人生享受，声色犬马，无所讳言。这样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宋代。
赵宋王朝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在这个时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优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经济条件之优裕，就整体而言，是历朝所无法比拟的。以范仲淹、王 安石为代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和二程、陆、朱所倡导的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使得宋代士风之严谨，在历代恐怕仅次于西 汉，使得历史上留下了“汉儒”、“宋儒”之说。正由于此，有关宋代士大夫赌博的记载较之唐代少了许多，尽管流传至今的宋代文献比起唐代的要多得多。由于经济待遇优厚，当时士大夫们的赌博并非着眼于钱财，而是更在于娱乐和刺激本身。《渊鉴类函》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颇 能说明此意。
章得象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返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一个晚上输钱达三十万之多，不可不谓巨，但仍然安卧如常。赢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后连封条都懒得打开来清点一下，他日又原璧输还。这种不以“阿堵 物”萦怀的“雅量”似乎是《世说新语》之中的故事，从中可以反映出北宋士大夫官僚生活之优裕，还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的影响之深远。
诗人陆游喜欢饮酒和博戏，在当时是颇引人注目的，并受到人们的讥评，他曾自号“放翁”以自嘲，从中可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对赌博的普遍看法是否定的和贬斥 的。陆游诗云：“诗囊属稿惭新思，博齿争豪悔昔狂。”这样一种对自己的赌博行为持忏悔态度的诗句，与唐人的豪迈和自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
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卷十九“丁湜科名”条，记丁湜少时好赌，入京应试，与同寓举子赌博，赢了人家六百万钱。在此之前，他曾找一相士相面，彼断定将高中 魁首。博后再次见到相士，彼大吃一惊，断言他“设心不善，为牟利之举”，伤了阴德，科名将由榜首黜为孙山之外，丁湜大惊，虽央得补救之方，将钱财尽数退还 输家，但仅求得榜上有名而已，名次大大落后。这种以赌博为“设心不善之举”的看法，与孔子所说的“兼行恶道”是一致的，正反映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对赌 博的批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蓬勃兴起的市民生活和风尚，对士大夫产生了一定影响，赌博亦是其中一个方面。当时盛行于城市之中的 关扑，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参加。《夷坚志》和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中都有士大夫关扑的轶事。当然，这类赌博对于士大夫来说根本是廉价的消遣游戏，钱物的输 赢完全不在意下。
如果说，宋代市民阶层对士大夫的影响只是初步的、感性的，那么到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明代，这种影响便是比较深刻的 和理性的了。明代中叶以下，商品经济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市民阶层急剧扩大，这个阶层的意识、风尚对全社会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对人情世俗的津津乐 道、对感官刺激的企望欲求、对金钱荣华的大胆追求，无疑将宋明理学对士大夫的精神束缚撕破了一个不小的缺口，李贽的思想便是这种影响的精神成果，他主张言 私言利，反对虚伪、矫饰，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更大胆地追求声色犬马、感官刺激，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财货充溢的晚明社会，为“心性” 之学所误的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然而对于声色之娱却颇为熟谙。晚明士大夫对一些惊世骇俗的恶习如“玩男妓”之类不但 毫不隐讳，反而津津乐道，至于赌博这种“传统”的娱乐，更是公行无忌。在万历末年兴起的马吊牌，天启年间便盛行于士大夫之中，其迷狂的程度可谓空前，时人 申涵光在《荆园小语》中记道：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吴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哉。
当时士大夫若不懂马吊者，会遭到讥笑。不久，明朝灭于李闯王和张献忠，南明弘光朝又误于马士英、阮大铖，人们竟因此把马吊附会为谶言，“今验之明季遇马即吊，闯与士英皆马也”。从中可以窥见后人对士大夫迷于马吊和讲求声色货利的极度反感。
清兵入关以后，对汉人实行高压和排斥政策，又实行极端的文化统治政策，从顺治到乾隆，屡次兴起科场案、文字狱，以镇压汉人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异端思潮。 士大夫参政无门，弄文又动辄罹祸，有识之士只得埋首于考据训诂之学，而更多的人则不耐寂寞，以声色犬马填补空虚的精神。乾隆时人赵翼曾辛酸地写道：
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卢大有人。
太息儒冠真自误，可怜无补费精神。
杜甫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赵瓯北将其意化出，既是自嘲，亦是嘲人。
在这种风气下，士大夫的赌博风气较之晚明更为炽热，稍前于赵翼的王崇简记道：“南之马吊，北之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穷日累夜，若痴若狂。” （《冬夜笔记》）清初无锡的围棋国手过百龄，每与人弈棋，可得酬金数百两，他随后便在赌博中输去，对于亲戚的责备，他丝毫不以为憾：“得之弈，失之博，庸 何憾！且人生贵适意耳，孜孜逐利者何为？”（《清稗类秒·赌博类》）这种“人生贵适意”的说法，正反映了士大夫以赌博寻求暂时心理平衡的趋向。
受到市民风尚的影响，是士大夫赌风炽烈的另一重要原因。乾隆年间，文士顾宾臣以四库馆誊录寓居京师，自正月到四月的百日之间，赢得白银十二 万两，又在四月初八之夜全部输去，被称为“一夕十万”。乾隆朝以前，对赌博尚悬有厉禁，然而有如此巨额的赌博，从嘉庆道光以后，全社会以及士大夫的赌博更 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名士龚自珍酷嗜赌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清稗类钞·赌博类》）一时成为笑 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稍晚一些的赵菁衫，这位号称道光、咸丰间一代文宗的名士，也是嗜博成癖，而赌术绝精，常胜不败，到了无人敢与之对阵的地步，为 了“过赌瘾”，他每每借钱与人，以便对博，输了再借，而从不向人讨债，在当时也成为奇谈。
袁金铠马上就要开始讲如今关于赌相关的事情，但是发现李铭九似乎走神儿了，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想要叫醒他的冲动。这里的叫醒可不是轻声呼唤两声，而是直接上戒尺。早年袁金铠也摆弄过这东西，熟悉的很。然而在身旁左右看了下，不仅没有戒尺也没有趁手可用的东西，经过这一缓，袁金铠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激”，继续讲跟赌相关的故事。近些年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没什么特别出名的爱赌之人，与前面的那些士大夫相比，他们更在意的还是如何在混乱时期多捞点……然而也有对“赌”利用巧妙的人。张之洞并不嗜赌，但他能适应时势，利用赌博为当局服务。他任两广总督期间，奏请朝廷批准，从广东盛 行的“闱姓”赌博中抽取巨额赌捐，以资助南、北洋海军军费。其所作所为，颇具有近代西方的务实精神，与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似乎也正相 契合。
袁金铠已经讲完，见到冯麟阁、李铭九、张大河仍然没反应，仍在沉思中，心里不由的暗笑。这时，不经意瞥了一眼窗外，正好看见张作霖在看自己，袁金铠顿时坐直了甚至。只见张作霖指了指其他人，然后对口型道：怎么样？
袁金铠再次看了看其他人，回应道：都还好，被我唬住了。
张作霖又问：怎么办到的？
袁金铠有意显摆一下自己的能耐：凭赞读书好学的来的能耐，讲古论今……只可惜这话太长了。对口型哪里有那么熟练的，张作霖一下子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