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人生态度，是不会反对既能轻易获取钱财，又能得到强烈感官刺激之乐的赌博活动的。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士参与赌博活动是十分普遍的。《战国策·齐策一》中苏秦说齐宣王曰：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此时的齐都临淄，是一个“四民杂处”的商业都会，士作为“四民”之首，也是这个繁华都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自然也同其他市民一样“无不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苏秦在这里描绘的是一个热闹的游乐景象，然而斗鸡走狗和六博，绝大部分时间是包含着赌博内容的。
也在这一时期，齐宣王曾询问一位儒者匡倩道：“儒者博乎？”匡的回答是“儒者不博”。不过，从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反映如 下一个事实，即士参与赌博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齐宣王这位曾建稷下学宫，也熟悉各派士人的国君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些士人赌博，而哪些不赌博。
战国时期，广大游士的一个普遍状况是“无恒产”，即无固定经济来源，生活穷困不堪。从《战国策》、《史记》的中可知，士人“贫无行”、“家 贫无以自资”、“贫乏不能自立”之类的记载。为了求得生存，游士们不耻于操持任何“贱业”、“恶业”，如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信陵君深相 结纳的朱亥是个屠夫、侯嬴就是个看大门儿的……于是，赌博也成为某些“无以为衣食业”的游士的谋生手段。《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记载的“藏于博徒”之中的毛公，实 际上就是一个“职业赌徒”。不过，当时的一般游士和那些与游士关系密切的贵族，并不因此鄙视他们。信陵君和毛公的交往，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袁金铠偷偷看了看李铭九，这时候李铭九并没有任何的反对之色，而是静静的听着，似乎也在思考什么。袁金铠引经据典，讲的不亦乐乎。
信陵君为避祸来到赵国，慕名前往拜访“藏于博徒”和“藏于卖浆家”之中的处士毛公和薛公，彼此相得甚欢。然而，同有“贤公子”之称的平原君赵胜却认为信 陵君“妄从博徒卖浆者游”，乃“妄人耳”。信陵君听说此语之后，大不以为然，说道：“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因此要离开平原君家。平原君门下客得知此事后，有一半人离去跟从信陵君，天下游士得知此事，也大多重新回到 公子门下。（《史记·魏公子列传》）
战国时期游士中常见的赌博现象和不以赌博为耻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景帝时，雒阳游侠剧 孟，是个有名的博徒，司马迁说他“好博，多少年之戏”。语气之中颇不以为然。不过他接下去又如此写道：“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时人对这位 游侠博徒的推崇。（《史记·游侠列传》）
进入秦、汉以后，游士阶层逐渐与宗族和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演变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和经济基 础的“士大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读儒书，通经术逐渐成为士大夫比较专一的进身之阶和事业，儒家所遵奉的道德标准成为士大夫的生活信条， 特别是东汉以下，士大夫进身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乡曲对自己道德品行的评论，为了得到好评，士人们十分注意自己的行为。赌博这种被儒家斥为“兼行恶 道”、“五不孝之一”的“恶业”、“恶行”自然而然地被那些时刻注意砥砺名节的士大夫们摈而弃之。从汉武帝以后直至东汉末年，我们很少能见到士大夫赌博的 记载，正是由于这种敦朴厚重的风气所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的剧烈变化和玄学的兴起，正统的儒家学说受到强有力的冲 击，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此时的士大夫，其思想意识也从以前的追求“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群体自觉”转变为追求自我、自然的“个体自觉””。惊世骇俗的行为屡见不鲜，被儒家正统观念所贬斥的赌博也在这种任诞之风中蓬勃兴起。由 于这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士大夫，特别其上层——士族的赌博现象在中国古代显得异常突出，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名士风尚。
魏晋时期的士族因其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禄，并且有广大的庄园作为其雄厚财力后盾。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不言钱利，在赌博中也多不以钱财为目的，而是希图在自由、活跃、紧张的赌场上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享受，在放荡不羁的行为 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获取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寻求一种对名士风范的认同感。西晋大名士王衍，与彭城王司马权赌射，赢了司马权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司马 权对王衍说：“你如果想把它作为坐骑，我无话可说，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头牛来换它。既不耽误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爱之物。”但王衍视宝物 尤如粪土，二十头牛又哪里放在眼中，根本不理会司马权的请求，毫不犹豫地“遂杀噉”。其人挥金如土，放诞豪侈的风度可谓惊世骇 俗。东晋一流名士、宰相谢安，在决定东晋存亡的淝水大战前夕，为了安定人心，意态闲适地与谢玄以围棋赌别墅，平时谢玄总是占上风，但此日谢玄因大敌当前而 心神不定，竟输给了谢安。谢安随即回头对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昙道：“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这场赌赛与王衍赌牛同样可谓豪赌，也同样地不以所赌珍物为意，虽 然后者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二者前后相随，互相认同的心迹仍历然可寻。
最能体现士族在赌博之中思想的，是被称为一代高手的东 晋名士陈郡袁耽，有一次为了表现他的赌博“艺名”，他竟在居丧期间脱掉丧服去帮助另一位名士桓温赢回所欠巨额赌债。他在樗蒲局旁意气飞扬，“十万一掷直上 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否？’”对此，除了比他稍晚的刘义庆、刘孝标等人在记述此事时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外， 连三百年之后的房玄龄亦以“其通脱若此”而发出由衷的赞叹。在此，袁耽背叛传统、矫然不群的自我表现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对名士风范的 认同感完全得到了满足。为后世士大夫所仰慕、追求的“魏晋风度”也在此举之中表现出来。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当时的士大夫无论在 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参与到赌博潮流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如陶侃、庾翼虽大声疾呼反对赌博，但在这股潮流之中显得微弱而苍白。著名的文士葛洪“性 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由此可见士大夫赌博相当普遍。
袁金铠滔滔不绝，李铭九听的却也很认真，这实在是有些意外，不仅仅是他，冯麟阁也津津有味的听着，对于他们绿林人来说，赌博那是家常便饭，但是“赌”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却一点儿都不知道。因此，这一次所有人都没有打断袁金铠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