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使神差，我们在联中里竟然成了同桌。

到了联中二年级，在我们俩人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件大事，那件大事不但影响了大平的一生，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关于那件大事，我会在《朦胧之性》里对大家说说清楚。

当时，大平被开除了学籍。

我呢，则被推荐上了高中。

从那以后，我们俩虽然在我高中回乡以后有过一些交往，但是，我们再也没能寻回童年的快乐。

和大姐的友谊结束得比较早。

我十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们四个人约好了逃学出来粘知了。

大平从家里偷出一口袋麦子，我从家里偷出一根竹竿，大姐从家里偷出两根针和一些线。

我们四个人跑到村西南的水库边上，蹲在那里将小麦嚼啊洗啊做成了粘筋，然后，用蓖麻叶子和扁豆叶子包好，夹在胳膊窝里。

大平和大姐长得高，他们俩负责粘，我和大堂负责寻找知了和用针线串起粘下来的知了。

在那个大园里，我们兴高采烈地收获着。

大平在一棵柳树上连续粘下了五个知了，当他粘下第六个知了的时候，知了哇哇哇地叫着，他也大声尖叫着把竹竿送向掂着脚尖准备摘下知了的大姐。

忽然的，大姐妈呀地叫了一声，用手捂住了胸脯。

我们听到知了在大姐的胸脯那里继续哇哇哇地叫。

原来，大平不小心把竹竿的头儿触到了大姐的胸脯上。

那知了和粘筋都粘在了大姐的衣服上。

我和大堂怕那知了挣开粘筋飞了，赶快跑上前去，四只黑乎乎的手一齐朝大姐的胸脯上抓去。

大姐不知为什么，突然地哭了起来。

大姐哭得胸脯一起一伏的。

我惊讶地发现。大姐的胸脯，鼓起了两个桃子般大的东西。

我们三个愣愣地看着大姐哭。

大姐那样哭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扭头走了。

那天晚上，我二奶奶把我们粘的两串儿知了放在锅里炒熟了。大堂回家叫大姐去吃，大姐没去。

从那以后，大姐再也不和我们一起玩了，她开始喜欢和那些小闺女们跳方、拾巴鼓、踢毽子了。

我还发现，大姐在学校里，也不和男生说话了。

时隔不久。大堂也离开了我们的小团体。

大堂的离开，和大姐的离开无关，大堂的离开，和我有关。

有一天下午，刚刚上了一年级的大妹妹哭着到我们教室里找我。说大堂打了她。

我一听，心里就冒火，就想，好啊你个大堂，你竟然打俺妹妹，咱们这不是白好了吗？

我气冲冲地去了一年级的教室，走到大堂的座位前，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

大堂哇地哭了起来。我看到他的鼻子流出了通红的血。

我跑回自己的教室。

那天的晚上，我们正在家里吃饭，就听到大街上传来了三婶的叫声。三婶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叫她出来。

三婶喊，你出来，你看看你爱琴（我的小名儿）把俺大堂打的。

母亲看了我一眼，我说，他打俺妹妹。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当着个妇女主任，脾气很大也很倔强。

当下。母亲放了饭碗，走出大门。

不多会儿。就听她们两个对骂起来。

我从来没听到母亲和三婶那样骂人。

母亲骂我三婶，你个逼就。

三婶骂我母亲，你个逼就。

我们吓得躲在家里，没敢出去。

后来，听我奶奶说，我母亲和我三婶最后还想撕头发，被街坊们拉开了。

三婶和我母亲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打架而狠狠地打了这一架。

这一场架，让我们两家人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互不往来了。

母亲时常嘱咐我们兄妹，不准到她家去，不准和大堂姊妹三个说话儿。

不说话儿就不说话儿，可是，我心里却老想着一件事。

有一年过清明，我到三婶家打秋千。

三叔在他家的厢屋门口吊了一个小秋千。

我和大姐、大堂正一个坐着打、两个站在两边送的时候，三婶从正房走出来。

三婶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鸡蛋。

大姐和大堂两副馋相盯着我，我顾不得打秋千，拿着那个鸡蛋，飞快地跑回了家。

没等进门，我就大声喊，妈，俺三婶给了我一个鸡蛋！

那时候，一年里，我只能吃到一个鸡蛋，那就是在过清明那天母亲分给我们兄妹每人一个的那个鸡蛋。

那时候不单单是穷，我母亲过日子也是太杀实了。

直到现在，母亲还常常在我们兄妹和她相聚的时候说起我们过清明时的馋相。

母亲说，我蒸好了小鸡小燕儿，放在杌子上的笸箩里，你们姊妹们啊，围着那笸箩，转过来转过去，我就对你们说啊，等明天过清明了，再给你们吃。

三婶的那个鸡蛋自然的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

我这辈子打过两次人，这两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为此，成年的我，再也没有打过人。

打大堂，是第一次，它让我失去了大堂这个最好的童年伙伴，也让我失去了再得到三婶清明节鸡蛋的机会。

那第二次打人，是在联中放学的时候，我和大平与临村的同学开仗，我扔石头打破了一个男同学的头。

那个男同学个子高，跑得快，他追上了我，把我按在沟里痛打了一顿。

虽然那次打架没有影响我们继续说话儿和友好相处，但是，那顿痛打后的疼痛和羞耻，却让我刻骨铭心。

大约从我十七、八岁的那几年起吧，三婶家里便开始连遭不幸。

先是当民办教师的大姐得了精神病，（大姐的故事我曾经用小说的形式表现过——见系列小说《故乡女儿》）然后，就是三婶也疯疯癫癫了。

再然后，就是大堂抗着土枪到村外打兔子，打死了临村的一个老太太。

大堂给人家披麻戴孝，三叔给人家赔了二千块钱，才私了了那件事。

因为这个，大堂跑了东北，当了盲流。

再再后来，大姐的小弟弟被人诬告强-奸并报复杀人，判无期徒刑入狱。

三婶和三叔在那之后就相继去世了。

病了的大姐先后被几个光棍儿弄到家里过日子，十二年前，也去世了。

那些年，母亲常说，行好得好，他们没行好，老天爷就给了报应。

我听了，心里便有些难受。

后来，当我的父亲脑栓塞瘫痪在床八年，当我的哥哥下海经商弄得家徒四壁，当我的嫂子和侄儿相继住进了精神康复医院，当我其他亲人的家庭也像许多家庭那样遭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不幸之后，我的母亲就再也没有重复关于我三婶一家人遭报应的话题。

这些年，我母亲和我谈起故乡的那些早去了的人的时候，就爱叹气，说，唉，人这一辈子啊，瞎混呢。

母亲的脾气也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小了。

——

大堂后来从东北回来了，他把老屋又卖给了我二奶奶。

我二奶奶把那八间老屋翻新后，给大平娶了媳妇。

那年，大平已经三十四岁了。

他因为跟脚子的身份，因为那一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腿，当了许多年的光棍队队长。

——

父亲没有去世的时候，我每年的春节回家和二老团圆，一般的都会遇到大平和大堂领着孩子们去给我的父母拜年。

那时候，我们不再用小时候的称呼称呼对方了。

我对大平说，叔，你过年好。

大平回我的问好，说，张龙你也好。

大堂对我说，二哥过年好。

我说，大弟你也好。

他们对孩子说，快问二哥好，快问大爷好。

匆匆忙忙的，他们又到其他的家庭里去拜年了。

——

仔细想想，三十多年了，我和大平、大堂再也没有坐在一起说说话儿。

不过，我相信，他们的心里，也肯定有着和我差不多的关于童年的回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