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年代，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影响非常不好。按照“体面”的社会习俗，理应是五个班纳特姐妹从简开始，上头的出嫁之后下一个才能出来社交然后结婚——幸而班纳特一家在乡下，也不太在意这种繁文缛节。

但饶是如此，伊丽莎白也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女性发自真心的觉得婚姻不重要。

像往常一样，玛丽笑嘻嘻地揽过伊丽莎白的手臂：“我就是想写写东西而已，干嘛这么不开心。万一我的小说比伦敦的卖的还好，说不定还要反过来供养你们呢！”

伊丽莎白：“哦，那现在你写了多少？”

玛丽：“呃。”她连写什么都没定下来呢。

见她神情空白无言以对的模样，伊丽莎白噗嗤一声笑起来。

倒是这个理，伊丽莎白不赞同玛丽放弃寻觅一位好丈夫，但写写东西充当消遣没什么。就如玛丽所说，万一她的小说成功出版，销量火爆，谁还嫌弃钱多呢。

“我不打趣你，”伊丽莎白说，“只是你要是写出来了开头，我可得当第一个拜读的人。”

还是算了吧！

玛丽瞥了一眼纸张上几个杀手的名字，觉得还是不折磨伊丽莎白的神经为好。

她拿起纸张，伊丽莎白注意到人名之后的圈和叉，忍不住问道：“这些记号是什么？”

玛丽：“嗯，我在想构思。”

其实她是在想哪个案件更适合改编。

十九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就差了百余年，可社会发展如此迅猛，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有一些并不适合放在维多利亚时期讲述。比如说名单中的加里·里奇韦——他有个更响亮的名字，绿河杀手。

绿河杀手逍遥法外几十年，警方早早地锁定了他，却始终找不到证据逮捕，直至DNA检验技术正式运用在了刑侦破案上，才得以起诉罪魁祸首。

而在歇洛克·福尔摩斯活跃的当下，人们可不知道DNA是什么。

所以需要运用现代科技破案的必须排除掉，而那些不需要现代科技的，也不是每一个都适合。

社会发展迅速，代来的是人们的心理变化。资本主义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扭曲，绝非十九世纪的人们可以想象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凶杀案，无非是仇杀、情杀，以及为了钱财走投无路、急红了眼。人们的动机很是直接，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执法方发现，在一个又一个越发诡异的案件中，他们往往无法从连环杀手的行为中找到一个明确的动机。

不是没有动机，而是变得更复杂了。

因此要是想从真实案件中提取灵感，玛丽要做的可不是照搬破案过程。

她既得保证现在的读者能够理解角色的动机，又得保持小说的戏剧性和曲折性，把故事讲的引人入胜。

这么筛选下来……

“画叉的是不适合写的故事，”玛丽指着名单对伊丽莎白解释道，“空白的是我在考虑，画圈的是可以写的故事。”

伊丽莎白的目光立刻停留在十几个姓名中唯一一个画圈的名字上。

“爱德蒙·坎伯。（*见注）”

她小心地念出了这个名字：“只有他的故事适合写，对吗？”

玛丽：“…………”

真的好奇怪啊！

不怪玛丽多次感叹，她漂亮端庄灵动大方的好姐姐念出一名恶魔的姓名，玛丽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她点了点头，刚想胡乱敷衍过去，就听到宾利小姐的声音自背后传来：“你们在说写什么故事？”

玛丽面无表情地收回纸张：“没什么。”

然而宾利小姐却并没有听懂玛丽想要结束话题的意思——她也可能听懂了，就是单纯不想。宾利小姐自顾自地坐到了玛丽身边，笑道：“我可全听到了，玛丽小姐是打算自己动笔写小说，好要出版成书，是吗？”

“……”

有点羞耻。

玛丽本来就不是张扬的性格，而且她还没动笔呢，就这么嚷嚷出来，实在是太尴尬了好吧！

然而宾利小姐可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她这么一开口，连和宾利先生打桥牌的赫斯特先生都听见了。

“写小说？”

宾利先生兴致勃勃地放下手中的牌，认同道：“玛丽小姐才思敏捷，我觉得她一定能写出好故事来。”

“可不是。”

宾利小姐附和道：“你瞧，在座的各位见多识广，也读过不少书籍。要是想写书，不如把故事梗概给大家讲讲，好让先生们提提意见，说不定还能帮你引荐出版商，你说呢，玛丽小姐？”

玛丽的回应则是立刻挂上了她招牌的假笑。

她哪儿能不懂宾利小姐的意思？现在这位年轻姑娘可是把自己当做头号情敌，误以为她对达西先生芳心暗许，因此恨不得玛丽在达西面前狠狠出丑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