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唐朝想要成为“不课口“（户）是有标准的：九品以上官员可以，二十岁以下的男子可以，老、废、妻妾也可以，部曲奴婢也可以，还有就是僧、道也享受不课待遇。可随着时间推移，“不课户”越来越泛滥，那些达官贵人本身就不用课税，然后他们再利用权力，通过让亲属子弟虚报年龄、假冒残疾等手段，逍遥于税法外。再加上许多农民为了逃避租庸调，也开始抛田卖身投靠豪门大户，成为部曲奴婢，这样“不课户”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而“课户”数量自然不断缩减，而朝廷又不甘心税基和税收减少，便如杨炎所言，还拿着户部司过时的“旧书空文”，不问人口的新生老死，也不管田亩的兼并移转，贫富的变化，统统一刀切，将“不课户”的税负转嫁到“课户”头上，导致恶性循环：原本还缴税的课户忍受不了，大量逃亡脱籍，成为所谓的“浮客户”或“权寄住户”。

武则天时代这种情况就很严重，唐朝的均田制及建立在此种田制上的“租庸调”税制，实则和唐朝的府兵制相同，在立朝后不久就开始崩坏。

到了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这种崩坏趋势越来越触目惊心，一面是实际户口的不断孳生，一面却是“课户”的大量锐减消失。天宝十四年，按后来杜佑的估算，全国实际应是一千三百到四百万户，然而登记在籍的只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也就是说有五百万户都是脱籍、不在籍的“浮客户”，就算是在籍的这近九百万户里，“不课户”居然占了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户，占了在籍户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按照丁口算更加让人惊骇：全国在籍的人数是五千二百九十一万，其中不课口居然有四千四百七十万，占据百分之八十四！

这时杨炎朗声将如此的恶果说出来：“富人多丁者，全都当官、为僧、入学、求道，以逃避色役诸税；而贫者无计可施，田产全无，却还余下‘丁身’，赋税不改，甚至加重。这就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如此天下残瘁，贫者争相逃荡，成为浮客，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和杨炎同时代的独孤及，虽然政见和杨不合，但他的文章里所提到的大历年间舒州情况（当时独孤及在此当刺史）便是如此：舒州虽然地著百姓加外来的浮客共有三万三千户，但真的能“应差科”（缴税服役）的只有三千五百户，剩下二万九千五百户，不是“不课户”，就是脱籍的“浮客户”，不缴一文钱的赋税。而每年舒州林林总总要承担的三十一万贯的税，全都压在那三千五百户头上，上等户（大历四年，已将天下户分为九等）一年要缴千贯的税，中下等要缴五六百贯的税，哪怕是最次的九等户，也要负担四五十贯。独孤及痛心地说：“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其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轴不已，恐州将不存。”

“恐州将不存”，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再不改变，怕是连国家州一级的行政单位都维持不下去。

而刘晏先前之所以能挽救这种倾颓局面，除去适当改革原本的税法外，最关键的就是开漕运、征盐利，这样才保住了大唐的性命。

听到杨炎的陈词，李适果然十分触动，他仰面重重叹口气，于是杨炎便继续说下去，他认为开天年间尚且如此，而今安史之乱后，问题就更加严重：“至德后，天下兵起，因以饥疠，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

杨炎这番话说得是慷慨激昂，再加上他嗓音洪亮、仪表堂堂，便更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