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正议间，忽报陇西郡王求见。韩偓道：“陇西郡王深夜求见，恐怕是为宦官典兵之事而来的，若他向陛下举荐两军中尉之人，陛下不妨从其所请，以制南衙，臣请回避。”李晔同意。乃传令李曜觐见，自己则降阶相迎，执其手道：“爱卿拨乱反正大功，彪炳青史，实乃我大唐千秋万载之功臣，今日朕本欲封爱卿为秦王，又为爱卿婉拒，正思无以为报！”
李曜谦谢道：“臣受陛下隆恩眷顾，已近人臣之极，今生今世，靡敢失节！只是今凤翔虽败，尤有守城之力，更兼汴贼叵测、长安变乱，因此讨伐凤翔之战，于中途失续，因此臣特来面圣请罪！”
李晔忙安抚他道：“爱卿忠心，朕心知肚明。至于此番回京，爱卿实为救驾而来，朕岂能见罪？凤翔此番大败，受挫实重，近期当无余力再行悖逆之事。况且李茂贞虽然狂悖，朕料他却还未必有欺天罔地之心，只须剪其羽翼，留他在凤翔，却也未尝不可。”
李曜笑道：“陛下所言极是，臣亦是如此看法。今日漏夜前来觐见，便是要禀明河中与凤翔和谈之事。李茂贞求和之时，臣有几个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他须得上疏请罪，并赔偿长安宫室里坊所受损失。”他说着，拿出一道奏疏，递给李晔道：“今日退朝后，王相公在政事堂见到李茂贞的奏折，因事关河中，故交予臣为陛下携来，请陛下一观。”
李晔接过李茂贞的奏疏细看，果然是李茂贞上表请罪，又“自愿”出资五十万贯，修复宫室、里坊，以表谢罪悔过之意云云。
李晔知道李茂贞肯出资谢罪，面前这位新晋的陇西王才是真正的原因，真心实意地道：“爱卿思虑周全，朕心甚慰。天下藩镇若都如爱卿这般忠心，朕何虑大唐中兴无望！”
李曜却还要给他喜上加喜，道：“陛下过誉了，臣岂敢当。”又道：“此前臣与政事堂王相公、工部尚书陆扆、中书舍人苏检、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启等人，大体核算了一下宫室、里坊损失，并计算出修葺费用，约莫需要七十万贯。如此来说李茂贞这五十万贯怕不够用……臣虽不才，于经济之道还算略有所长，此事河中愿出资二十万贯，补齐余款，不使陛下有忧。”
李晔这下是真有些感动，李曜这真是出兵出力又出钱，比起之前那些进了长安或者兵控天子行止的藩镇，那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当下又是一番感谢和勉慰的话，李曜依旧谦辞不受。
然后李晔便问道：“爱卿对崔胤今日殿上所奏之事，可有见解？”
李曜道：“崔相公今日殿上所奏，要夺侍卫之军，此乃欲助朱温制霸长安，剪灭陛下之亲军与诸侯是也。臣恐如此为之，我大唐社稷将有不忍言之祸。”
李晔叹道：“朕自知晓，然崔胤此番也算有功，更仗朱温之势，气焰汹汹，朕一时也不便轻易驳回……爱卿可有举荐之人？”
原本李晔这是投桃报李之举，谁料李曜却道：“神策乃是天子禁军，贯由宦官所领，臣一则是外臣，不便插言；二则也与诸宦不熟，未知其中可有中正干练之辈，因此恐怕难在此事之上为陛下解忧，还望陛下恕罪。”
李晔微微错愕，他实在没料到李曜居然对神策军毫不动心，于是迟疑道：“爱卿果无人选？只是如今朕对北司诸宦实是心寒，不知何人可托重任，若是所托非人，今后又恐有变。”
李曜听了，略微沉吟，才道：“若陛下顾虑此则，不如命左右羽林也分遣所部进驻城中，与左右神策分担京师守备之责。如此一来，神策、羽林互相牵制，或可稍解陛下烦忧。”
“好！朕明日即下诏书。”李晔表现得非常满意。当然，陇西郡王也很满意。
次日，李晔复升殿。崔胤抱笏出班，问昨日所奏之事可有回复？李晔道：“朕思忖了一夜，还是听听神策军将士的意思。”乃唤出三使相咨问。
李继昭道：“臣不敢有谋！唯圣命是从。”可是李继诲、李彦弼却已受李曜指令，奏道：“臣等累世在军中，从未听说过有书生掌军；若属南衙，必有很多地方要变更，不若仍归北司方便。”
李晔便顺水推舟，对崔胤说道：“将士心意不欲属文臣，爱卿就不要再坚持己见了。”乃下诏书，调左右羽林轮值进屯京师内城，每军值守一月。
崔胤一见左右羽林进城，顿时知道必是李曜的意思，遂不再坚求。
又过十数日，李克用表章送到京师，举荐李嗣昭为邠宁节度使、李嗣源为保塞节度使、李存审为天雄节度使，同时李克用请将河中、同华二镇合一。李曜也同日上表附议。
李克用的这一表章，是李曜在最近信隼飞报李克用，向他推荐的人选。李克用鉴于这次大胜全凭河中所为，而他所举荐的三人，也是自己最为信任的三个义儿，因此全然同意，即刻上表。李晔自然不会在这事上多说什么废话，直接命中书拟诏，同时任命三个节度使，派中使催他们上任。同华也正式合并到了河中节度使治下。
此事谈罢，王抟忽然上奏，表示新年伊始，应当开始准备举行春闱了。朝廷贡举的会试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礼闱，考试的地点在京城的礼部贡院，又称“春试”、“春闱”、“春榜”、“杏榜”等。
李晔正觉最近心情转好，闻言自然同意，见李曜站在一旁，似乎对春闱之事也颇为关切，忽然想起他有一名关门弟子，名叫冯道，如今虽为河中掌书记，却还未有进士出身，不禁笑起来，颇有深意地看了李曜一眼，道：“今次春闱，由礼部侍郎独孤损为主考。”
独孤损出列领旨，崔胤在一边看了李曜一眼，目中有些阴冷，知道今年的贡举，恐怕是要被王、裴等亲河东的世家包场了。不为别的，只为独孤损是李曜的人。
李曜看在眼里，叹在心头。大唐的科举制度，有进步，更有不足，只是今时今日，还不是他对此进行改动之时，谁知道还需要多久，他才能从制度上来试着解决问题。
制度被他如此重视，自然有足够的原由。也许，事情应该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四百年的汉朝气数已尽。社稷犹如一只脆弱易碎的玉斝，突然间被无数只强劲的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惯碎在尘土覆盖的大地上。这样那样千疮百孔的权威，摇摇欲坠地维持了很久，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或真或假的脉脉温情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暴力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道德、律法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苍茫大地上站起来的英雄们手握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骑，梦想在汉王朝废墟上，重建不朽的宫阀。无论是被许邵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还是被曹操推崇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刘备，抑或辛弃疾激赏的江东碧眼儿孙权，都没有能一统海内。司马氏的三分归一，也不过是昨夜偶然开放的昙花。几十年后，天下就在五胡乱华的烟尘中又一次分崩离析。
无论这些铁血人物有着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有让人膜拜的坚硬如铁的生命意志，他们终究有一天要皈依尘土。铜雀台的秋风中，隐约传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吟唱。老迈的英雄埋进阴暗的墓穴，你死我活的争夺却还在阳光下继续。死去的英雄未必能有同样是英雄的后裔。不是谁都能用有力的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被英雄们强行压服的各种力量纷纷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又一次去战斗。
天上星移斗转，天下一夜兴亡。正如《左传》所说的，多少王朝和人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史的苍穹之下，数不清的短命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在人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曾照亮汉家宫阙的一弯残月，依旧冷冷地照着支离破碎的天下。
天幕下恒久地明亮的，是所谓门阀高第：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
彻底摧毁汉家天下的大动荡却没有能摧毁士族门阀，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具备高度组织性和凝聚力的士族才有能力生存下来，并通过保存和研习典籍传承文明的火和光。即使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家的曹魏也不得不正视士族的能量。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将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乡间评议定型为九品官人法。各州的中正官依据家世、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将人物分为九品，授予相应官职。由于品评人物的中正官均来自士族门阀，在他们眼中，只有门阀子弟才是天生的大人物。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慢慢形成。
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无论花落谁家，胜利者都只能选择与出身士族阀阅的官僚士大夫分享权力。每一次较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他人，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朝廷，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谁家兴废谁成败，都没有撼动过士族门阀。以闻喜裴家为例，裴宪是后赵的司徒、裴开在前燕任太常卿、裴谨任前秦大鸿胪，而裴徽的子孙在西凉为官。同样，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显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却是北齐高欢的重臣……战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帝王们孤独地坐在高处，却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门阀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洗去征尘的帝王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频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上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死过清河崔家的崔浩，尔朱天光对弘农杨氏的杨椿、杨津兄弟举起了屠刀。可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于清河崔家、弘农杨氏，或者地位相当的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叫人不安的力量。
终于有一天，在无节制的放浪和无休止的残杀中，南朝的士族门阀走向“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幻灭，而主宰未来的北朝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狞厉、粗糙，但生机勃勃的风貌。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隋唐的天子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特别是武则天当国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他们包括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也包括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胡人，他们是帝国的外部无产者。
但是，安禄山带领着胡人的冀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时，阉人和胡人却借着王朝衰弱趋势，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被夺了许多属于帝王的权力，使长安的权威摇摇欲坠。那么出路何在呢？
科举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骤然凸显。朝廷试图起用寒门士子来制衡士族高门的势力，建立一个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当年，太宗皇帝在放榜之日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扬扬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
李曜看过陈寅恪先生的不朽之著《元白诗笺证稿》，其中将此归纳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科举制使士族豪门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现象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门阀的文化垄断。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科举取士都动摇了门阀政治。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眼球。
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中进士，还算年轻。可见中举之难了。那些被誉称为“白衣公卿”的举子中，许多人在考场中蹉跎一生，无怨无悔。诗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岁才高中进士。欣喜若狂的他挥毫写下一首诗，来记叙心中的得意：昔日板凝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们：“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人们才会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世人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早在武则天时，宰相薛元超就曾遗憾地说，自己富贵过人，平生却有三个遗憾：不曾娶海内最显赫的五姓之女为妻，不曾主持修撰国史，还有一个就是不曾进士擢第。安史之乱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李曜深深的知道，科举制度给寒门士子创造的机会远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唐朝科举的卷子不糊名、不誊录。试卷出自谁人之手，主考官一目了然。在决定举子的去取高下时，他不仅看卷面诗文，也会考虑举子的声望与文名。贞元七年某个月夜，举子尹极在寓所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微服私访的杜黄裳毫不隐讳自己就是今科主考。他直切主题，告诉尹极，自己非常欣赏他，也希望他能推荐几名才学出众的举子。还没有入闱，尹极和他推荐的人金榜题名已成定局，卷面文字不过聊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