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胡适与陈德征的论战，已经进行了大半年。

现在已经没有报纸杂志敢刊登胡适的文章，这位先生被国党的整个御用文人集团围剿，几乎成为人人喊打啊的落水狗。

别看胡适平时彬彬有礼，对谁都温和礼让，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但他发起火来还真是个暴脾气，国党御用文人骂得越凶，他反抗起来也就越厉害。

短短半年时间，胡适连续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和《新文化运动与国党》数篇文章，掀起雷声大雨点小的民国人权运动。

胡适的文章直指南京政府与国党，强烈反对国党将党权凌驾于人权和法权之上。特别是后面的那两篇文章，越写越激烈，一篇公开质疑孙中山，另一篇甚至出现这样的内容：“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党是反动的。”

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党是反动的。

上面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与国党》中反复出现。胡适从思想自由、对文化的态度等各方面，举例分析并指出国党的反动性质。

胡先生的胆儿也太肥了。

幸好胡适跟宋三小姐关系不错，自己的名气也够大，不然他估计已经被逮捕了。

上海，法租界。

新月书店（出版社）。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三人，拿着他们整理出来的文章集子，找到新月书店的经理潘孟翘说：“潘兄，你不是一直愁着无书出版吗？现在就给你送稿子来了。”

潘孟翘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哥哥，他只翻看了几篇文章的标题，就叫苦道：“你们祸害了《新月》诗刊还不够，又要来祸害新月书店？”

“什么叫祸害？这是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梁实秋大义凛然道。

胡适温和的笑道：“也只有新月书店能出书了，勉为其难就出版了吧。”

潘孟翘无奈的摇头叹息：“唉，出版就出版吧，反正你们是老板，我就一个跑腿儿打工的。”

潘孟翘为何如此为难？

因为胡适三人拿来的文章，全都是跟南京政府唱反调的，包括已经出版和无法出版的文章，现在准备集结出书，名为《人权论集》。

《新月》诗刊由于“违规”刊载胡适的文章，前段时间已经被国党查封了。胡适也是没有办法，只能直接出书，因为再没有报刊杂志敢刊登他的文章。

可想而知，新月书店离被查封也不远了，直到胡适避走海外才能恢复营业，《新月》诗刊也是如此。

就在胡适他们讨论出版编校问题时，徐志摩和张嘉铸突然冲进来：“喜事，喜事，大喜事！”

“什么喜事？”梁实秋好奇道。

徐志摩高举着越洋电报说：“仲述兄（张彭春）从美国发来的消息，明诚兄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和龚古尔文学奖！”

“真的？”胡适无比惊讶。

罗隆基问：“这都11月中旬了，怎么国内都没见到相关新闻？”

张嘉铸纳闷儿道：“我也不太清楚，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入围名单，早在十月份就公布了，南京政府应该收到了消息才对。”

胡适很快想明白其中道理，叹气道：“恐怕南京政府早就知道了，这种大新闻，中国驻瑞典公使肯定会通知国内。但想想明诚的小说都写的是什么？不管是《神女》还是《狗官》，都在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这种作品要是真在国外获奖，恐怕政府那边会感觉脸面无光。”

“确实如此。”梁实秋点头附和。

如果换成去年，或许南京政府都不会如此反应。但今年不同，国党正在打压文化界，以前可以随便发表的问题小说，此时却要面临各种审查。

北伐的最终胜利，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许多东西是不能写的，就算写了也没法出版。